今天做的山西過油肉,除了突出的蔥香、蒜香,靈魂的蔥薑花椒大料水外,點兩次的山西老陳醋的醋香讓這道菜特別下飯,勾的是琉璃芡,盤底不留汁。我相信這道菜是從魯菜木樨肉演化而來,但目前還找不到任何文獻就是了。
〔過油肉〕
太原十大名吃之一的過油肉,看起來像是一般的蒜薹木耳炒肉片,但融入了山西菜特有的用醋方式,加上汁芡適量透明,不薄不厚,稍有明油這樣的成菜要求,而使得這道菜在1950年代末在山西出現後,很快地就在不斷地改良和擴散下,成了現在山西菜的首席代表。
以太原為首的晉中菜,是由包括了以曹家大院與孔祥熙宅院為代表的晉中市太谷縣;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古城,亦為晉商發源地的平遙縣;以及以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喬家大院聞名的祁縣等地的大字號錢莊與票號等舊式金融組織的私家菜,在吸納了其它菜系的烹調方法後所逐步形成的。
過油肉是以前流傳到民間的官府菜,但是要到1957年2月,太原市的市飲食公司組織專家評審,將名廚吳萬庫所做的過油肉被評為太原十大名吃之後,這道源自山西省東部平定陽泉市平定縣的菜,才逐漸出現在太原與其它山西城市的各大餐館。而在隨之而來的60與70年代,動亂之後的改革開放的80年代時,由於張殿華、白寶山、方明鎖等山西名廚積極地參加全市、全省及全國的烹飪大賽,並獲得了金獎後,才讓過油肉這道菜的名字走出了山西。自此之後,只要是打著山西菜招牌的餐館,也都非得有過油這道菜不可。
一般而言,過油肉所選用的部位是豬的里脊肉,不過其實最好是特別選「元寶肉」這個位於豬的後腿的內側,在腱子肉更上面的豬臀部的內部,肉質細膩而軟嫩的純瘦肉部位,一隻豬只能取得長約20公分,重約0.6公斤的2小塊。而這個部位由於為半球型,形似餃子,所以取名為元寶肉,而台灣則因為這個部位的外形類似老鼠而稱之為「老鼠肉」。
過油肉衍生到現在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雖然說配菜的選擇繁多,,有加白菜的、有加洋蔥和黃豆芽和辣椒的,但最正宗地道的還是以冬筍和新鮮野生黑木耳為基本配料,不過現在大多以蒜薹取代了冬筍片。
我們都知道山西菜善用醋,而做山西菜在用醋時又可分為「暗醋」、「響醋」和「點醋」。所謂的暗醋,指的是在烹調前或是烹調初期烹入醋,目的是取其酸味,並且增加食材的酥爛度。而所謂的響醋之所以響,是因為是在烹調過程中加入熱鍋時所發生的響聲,而其目的是取其香,並消除食材的腥味。而如果是在起鍋前烹入醋的話,則稱之為點醋,這時烹入醋則是增加了菜品的風味。
在東接河北,南鄰河南的山西省東南部城市晉城市則以充滿湯水的「大米過油肉」獨樹一幟。這道充滿地方風味的大米過油肉與一般的過油肉不同之處,除了多湯水外,還另外添加了蕃茄。此外,分兩次下蒜末,分別取其焦香味與其蒜香味也是一大特色。在烹飪的工序上,前面都與一般的過油肉的方法一樣,只是在烹入過油過的肉片後,要加入水煮開勾芡過,再下二次蒜末後再點醋。
〔過油肉、抓炒里脊、軟炸里脊、焦熘里脊、糖醋里脊、熘肉段、鍋包肉的異與同〕
過油肉、抓炒里脊、軟炸里脊、焦熘里脊、糖醋里脊、熘肉段、鍋包肉的異與同這幾道基本上都是以豬里脊肉為主食材的料理,成菜後外型類似,但是卻不管在口感或是味道上,都各有各的特色、各具各的滋味。
這幾種里脊料理又分為里脊肉片料理和里脊肉段料理,而且有的要先滑油,有的則是要先複炸過,而有的肉要上漿,有的則是掛糊。
「掛糊」(糊的音要唸「戶」而不唸「胡」)和「上漿」所用的原料基本上是一樣的,其功用也同樣是給食材「著衣」,如果是從糊與漿的稀稠程度、調製方法、用途及特點來說的話,掛糊可說是給食材穿上一件厚外套,而上漿則是為食材披上了件薄衣裳。這是因為掛糊所用的麵粉或澱粉較多,所以糊稠而厚;而上漿所用的澱粉較少,因此漿較之相對稀而薄。而在調製的方式上,掛糊是先將麵粉、澱粉、水、蛋液等各種制糊的原料,加入一個容器內攪拌均勻成糊狀,然後再將主食材放入糊中掛勻;上漿則是把食材與各種製漿的原料直接加在一起拌勻。而調製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怎是因為掛糊主要適於用炸、熘、烹、煎、貼、拔絲、掛霜等烹調方法製作的菜餚,成菜具有鬆軟、酥脆的特點;上漿所製作的菜餚則是適那些適合以滑炒、滑熘、爆炒等方法烹調,而成菜具有滑嫩、柔軟的特點的。
這裡所述的幾種里脊菜品中,又以抓炒里脊、抓炒魚片、抓炒大蝦、抓炒腰花這幾道被慈禧太后稱為「抓炒王」的清宮御廚王玉山所做的這清宮四大抓炒之一的抓炒里脊最為大名鼎鼎。之所以被稱做抓炒,有一說是因為需要急火速炒,因此最後抓幾下就出來,另外也有一說有是因為食材要在澱粉裡反覆地抓而得名,是類似於焦熘的技法,咬下去焦脆,而內部軟嫩。此外,為了使得里脊肉嫩中求嫩,在掛糊之前,還必須要在蔥薑水裡反覆地抓,不斷地往肉中入水份,這也是抓炒之名的由來。(關於蔥薑水,中國魯菜烹飪大師紀曉峰強調,要抓50下才是蔥薑水:「將帶皮薑(刮皮會去掉大半薑辣味)拍碎,大蔥拍破,放入盆中,加入清水,用手不停抓至少50下,把水抓成淡黃色、濃稠的液體,才能夠起到提鮮去腥的作用」(《味道春秋》,80))。
先將切好的里脊肉片加鹽、酒、蔥薑水、醬油後不斷地抓。抓炒里脊抓好之後要掛糊而非上漿,而且使用綠豆粉為佳,可使其成菜後的口感更為酥脆,水分多次少量地加,加到用手抓起流瀉下來的程度後,要加一點點油進這個糊中,更增加其成菜後的酥脆。在肉片掛糊後,燒寬油至六成油溫時,將掛好糊的肉片一片一片地下鍋,並同時把火改為小火,慢慢先將肉炸熟,待肉炸挺住浮起,顏色變得微黃即可撈出,等油溫再升高到七成肉的時候,再下鍋複炸到脆爽後撈出。烹汁切好的蔥薑米、料酒、蔥薑水、一勺半的醋、一勺醬油和約兩勺的糖,最後再加入太白粉水調勻後即成抓炒汁。正式操作時,直接將調好的抓炒汁烹入鍋中,直接炒製,等汁炒到色澤變亮的時候,便可將炸好的里脊下鍋,淋上少許明油後,翻裹均勻,即可出勺。
而與糖醋里脊相比,抓炒里脊的口味屬於小甜酸口,要以鹹為主味,其次才是酸甜,酸甜口不能蓋過鹹鮮味,而糖醋里脊則是大甜酸口。另外從芡汁上來說,糖醋里脊是汁大芡大,而抓炒里脊講究的是緊汁包芡(「抱汁兒」),芡汁裹住里脊即可,在吃完之後盤子中也不會留下太多的汁。
而熘肉段和鍋包肉則是東北菜,在《東北菜之兵法》一文有討論過。其中的熘肉段是山東人闖關東所演變成的東北菜,自於魯菜的焦熘肉段。熘這種烹飪方式類似於炒,是將切好的食材原料用醃入味後以過油等方式先初步熟成後,再調好的汁澆淋在其上翻拌成菜的烹調技法。而焦熘這種技法又稱為炸熘和脆熘,是將醃好的肉先掛糊拍粉後要先油炸至酥脆,然後再將調好的芡汁入鍋,加入炸好的主料翻拌均匀或直接將芡汁澆淋在原料上熘製成菜。
熘肉段與糖醋里脊不同之處,在於它為鹹甜而非酸甜口味,而與與焦熘里脊不同之處則在於焦熘里脊是掛糊,熘肉段則是上漿炸製,穿的衣服厚薄不同,肉片也是厚薄有別。焦熘里脊肉片較薄而掛糊也薄,熘肉段是稍厚的肉段,上漿也上得更厚,因此在炸完之後保持水份的情況下,吃起來的口感更嫩。不單如此,熘肉段上的漿還得是硬糊,也就是調得濃稠而不稀,抓起來特別得乾,從而形成較硬的麵衣。
鍋包肉則由熘肉段衍生而出,原來叫作鍋爆肉,出自清光緒年間哈爾濱道台府府尹杜學瀛的廚師鄭興文之手。鄭興文是旗人,父親是茶商,在他六歲時隨著父親來到北京之後,隨著父親吃了許多的美味佳餚,遂生習廚之心。14歲時已對美食和烹調極為偏愛。鄭興文曾在北京一官員家學做官府菜餚,經過幾年的刻苦學習後,出師的鄭興文於清光緒七年(1881)在北京的一條街面上開了一家名為「真味居」的酒家。1907年,受朋友舉薦,鄭興文帶了十四位技藝高超的的廚子進入了當時的道台府做主廚,專門給首任道台杜學瀛料理膳食。
當時正是中東鐵路興建後的商業繁榮期,道台府官員經常要與外國人打交道,為了招待好來訪的外國使節,鄭興文必須經常變換迎賓菜的口味。為此,他專門到東清鐵路賓館學習俄式西餐的烹飪之法,把原來中國北方鹹鮮口味的焦熘里脊改成了外國人所喜愛的酸甜口味的菜餚,而食客則是大加讚賞,這一改使哈爾濱成為鍋包肉的起源地,鄭興文稱它為「鍋爆肉」,但是因為外國人發音不標準而講成了「鍋包肉」。而創作出鍋包肉的鄭興文,憑藉這道菜名譽世界,成為大名鼎鼎的「濱江膳祖」,就連他的徒弟也被請進皇宮,成為御廚。而濱江,指的就是哈爾濱。
鍋包肉的另外一個特點是,一般的菜講究的是色、香、味、型。而鍋包肉還要加個「聲」,也就是在咀嚼時,會發出類似吃爆米花時的那種聲音,此乃鍋包肉這是酥脆的證明。
寫到這不禁想到宜蘭三星的特色小吃,原名爆肉,而因為覺得爆這個字筆劃太多而改稱為台語同音字卜的卜肉。雖然官方說法是第一代參考日本天麩羅的方法所創製,但是以切條的豬里脊肉加醬油、糖、香料粉和雞蛋後,再裹上太白粉和麵粉油炸的方式卻反而更像是沒有加芡汁的鍋包肉,畢竟日本的天麩羅不會像中式炸肉一樣先醃肉再上糊。
#山西過油肉
《晉菜之兵法》:https://naihaolee.pixnet.net/blog/post/34971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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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迴光返照
袁紅冰:黨國風雨飄搖,中共進退失據——黨國斂屍人馬英九魔咒的效應
《決戰二〇一六》
袁紅冰 著
第二章
第三節 黨國風雨飄搖,中共進退失據
——黨國斂屍人馬英九魔咒的效應
【按語:二〇一六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產生過程,盡顯國民黨政治的腐敗;馬英九企圖幕后操控讓國民黨在台灣民眾中的名聲掃地。《決戰二〇一六》出版於今年四月,在書中第二章第三節“黨國風雨飄搖,中共進退失據——黨國斂屍人馬英九魔咒的效應”中,袁紅冰預見到:馬英九是上蒼對國民黨的魔鬼詛咒。馬英九的歷史定位就是徹底搞垮黨國體制,徹底搞垮國民黨,徹底搞垮中華民國。現徵得出版社同意,摘錄發表《決戰二〇一六》的第二章第三節。 ——《自由聖火》編輯部】
邦之將危,必出怪異之像;國之將亡,必現妖孽之形。馬氏英九,眼橫流紅春水而妖冶,面似迎風桃花而狐媚;當年竟於搔首弄姿之際,扭捏顧盼之間,禍亂台灣社會審美意向,魅誘癡男怨女迷離之情,贏得萬眾擁戴,遂問鼎總統大位。
男根而妖嬈俗艷,雄性而粉面妍然——此妖異之兆。妖異一朝居於廟堂,國運必危。數年前,我曾於夢中,听一洪鐘大呂之音迴盪在冥冥之間:“馬氏英九,乃上天借其妖媚之行色,對《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所作的末日之惡咒;百年黨國的斂屍人——這是馬氏英九的歷史定位。”
當夜夢醒之時,冷津遍體,心旌搖盪,股戰神驚,難以自持。至今馬英九主政六年有奇,禍國殃民而眾口唾棄,荼毒天下而萬民詛咒,致黨國風雨飄搖,寶島前途未卜。我方才信當年夢中天啓之音,所言不虛:馬英九實乃對百年黨國的惡魔之咒。
二〇一四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潰輸,呈落花流水、風捲殘雲的頽敗之勢。此次選舉雄辯地證明,民主政治具有堅守正義原則的巨大能量。國民黨黨產如山似海,國民黨權貴參選家族亦揮萬金如糞土,卻難以買天下之人心;國民黨組織動員,司法奧步,復之以黑道操作,均無法挽救慘敗之運。
此次“九合一”選舉給國民黨權貴以嚴厲懲罰;國民黨權貴敗選的原因,可容我略數如左。
一、馬氏英九為人刻毒寡恩,自戀成癖,自私薄情,心胸狹窄如雞,愚蠢顢頇似豬,剛愎固執勝驢。這等不堪之人格竟握決定國運之重權,國難豈能避免——油電雙漲,復之以物價齊漲,萬民苦痛不堪;證所稅出臺,股市天愁地慘,哀鴻遍野;房價狂飆入雲,青年前途如晦;百姓工資一退十年,低如外傭,台灣因之蒙羞國際;十二年國教之改,猶如盲人騎瞎馬,致使學校與教師兩茫然,學子與家長齊憤怒。英九之行無不悖天逆理,神人共憤;馬氏視民心民意如無物,遂成獨夫國賊,天下共棄,萬民唾駡。
二、馬英九執政團隊和黨國權貴視庶民如草芥,棄弱勢於無助,訂定為財團謀暴利之國策,致公權力與私人財團沆瀣一氣,互為表裡,官員成財團違法經營以圖暴利之門神,財團則充當官員之錢袋。如此倒行逆施之下,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如脫韁之馬奔向極端;權貴活於九天之上,庶民百姓淪為九地之下,人民喪失信心,國家喪失方向,社會公義蕩然無存。
三、馬氏英九弄權有術,治國理政無方。為構建個人無尚之權威,行黨內之爭,陰毒如蛇蠍,凶狠如瘋虎;理政之際,只顧貪圖虛名,既無腳踏實地、苦民所苦的仁慈之心,又少雲帆滄海的大國之策。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馬英九左右,盡皆奸佞小人,顢頇蠢物,熙熙攘攘俱為貪圖名利而蜂聚蟻集於權力周圍。其任黨職者,委屈民心黨意,唯馬首是瞻,以佞臣之行色,奉迎馬英九如暴君;其任政事者,專會曲意奉承上意,形如奴僕家臣,只思弄權以取私利,所行多為害國苦民之策,違背民心民意之計。“天下為公”之訓,早就棄如敝屣;黨權政權黑幕重重,陰晦如磐。
四、中共謀台統戰之術風急雨驟。馬氏英九身為國家元首,毫無定國安邦之智,只會仰中共強權之鼻息。為配合中共“經濟統一台灣”,馬英九黑箱操作ECFA於前,復之以還魂威權專制之風格,欲強行通過“服貿協議”。不僅如此,馬英九更實際放棄開拓多元化對外經貿關係的努力,以致使台灣難以衝決中共在國際經濟領域對寶島的鐵壁合圍。馬氏英九執政六年有餘,唯一“功績”,便是助中共強權將經濟的絞索套上自由台灣的脖頸。國賊之狠毒,莫此為甚;民眾之痛則點點在心。
五、中共為謀台,培育諸多紅頂黑心的奸商惡賈,如蔡旺旺、魏氏兄弟之流,作其統戰台灣的代理人。此類將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奸商惡賈,返台之後,或構建官商一體之黑金結構,替中共收買台灣之官心;或欲壟斷大眾傳媒,使中共新聞控制的鐵幕延伸到自由台灣,以禍亂民意;或天良泯滅,為求暴利,製黑心毒油毒食,戕害台灣。馬英九及國民黨權貴開門揖賊,迎禍國殃民的紅頂黑心商人登堂入室,待為上賓;且視此類奸商惡賈助中國統戰台灣之惡行如無睹,對其荼毒台灣之罪孽閉目塞聽。唯台灣社會輿論對此早已民怨沸騰。
六、國民黨權貴中的絕大多數,出賣政治貞操,淪為中共的政治小妾和統戰自由台灣的鷹犬走狗。連戰家族、郝柏村家族、高育仁家族、吳伯雄家族,既是國民黨權貴與中共強權政治經濟利益一體化的經典表述,也是國民黨權貴投共賣台的最無恥的一群,更是國民黨共產黨化的標誌。國民黨權貴家族在中國大陸起華屋豪宅,擁巨資恆產,卻仍然試圖通過操縱台灣的選舉,使其後輩如連勝文、吳志揚、郝龍斌、朱立倫等人,繼續控制台灣的政治權力,從而挾中共強權恩寵之威,事實上重建黨國威權時代其家族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馬英九團伙與連戰家族雖有矛盾。不過,那種矛盾只是為爭奪投共賣台的主導權而進行的陰謀政治;在投共賣台的基本政治立場上,馬英九與國民黨權貴各家族乃鼠蛇一窩,狼狽為姦,均視台灣國家理想為仇讎。絕大部分台灣民眾對此心知肚明。
此次“九合一選舉”雖是地方選舉,然而,國民黨之敗卻大有天傾地摧、狂瀾即倒之勢。顯見得,國民黨黨心已崩裂,黨魂已湮滅,黨意則紛亂如麻,惶惶如喪家犬;黨國民心盡失,已然輸到只剩下黨產依舊銅臭熏天。
据《封神演義》載,上古之神女媧遣九尾狐妖妲己,以狐媚迷紂王之心,傾商湯之國。
對此說,我曾置之一笑,以為荒誕不經之言。今觀現實,馬氏英九展妖嬈俗艷的狐媚之術,一度迷亂台灣民心,遂成六年之禍有餘,並行種種踐踏天心民意的狂悖之事,驅百年黨國入絕境死地——似乎真是上蒼有靈,特遣馬英九為國民黨斂屍送葬。
感概之餘,我不禁悚然一驚,繼之以仰首長嘆,逼問蒼天曰:“莫非馬氏英九即是九尾狐妖妲己轉世?”
國民黨選舉之敗甫一確定,一種另類切割便如雨後色彩斑斕的毒蘑紛紛出現。中共海外的御用媒體、已成中共食客的台灣文人名嘴,群起鼓譟,聲言“九合一選舉”是地方選舉,無關兩岸政策;國民黨之敗只是國內政策的失敗,而不是兩岸政策的失敗。
上述切割之言,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國民黨選舉兵敗如山倒,固然意味著台灣人民對國民黨國內施政的憤怒否定,但是,同時也表現出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共產黨化”傾向的強烈譴責,對投共賣台的國民黨權貴家族的懲罰。
二〇〇五年連戰拜謁中共,以國民黨主席的名義宣布“聯共制獨”。那既是國民黨出賣黨國政治貞操的“破瓜”之旅,也是國民黨權貴與共產黨政治經濟利益一體化,即國民黨共產黨化進程的標誌性起點。及至連戰兩次顯“托孤”的諄諄之情,先後將其子連勝文介紹給中共“大頭目”胡錦濤、習近平,則可以說是國民黨共產黨化進程的完成。
國民黨權貴背叛台灣的自由精神,投共自肥,已是中共謀台戰略的先鋒和首席政治代理人。因此,台灣人民用選票對國民黨權貴的懲罰,當然也是對中共統戰意志的拒絕——國民黨權貴之敗即中共統戰陰謀之敗,中共兩岸關係政策之敗。
眾所周知,中共將“九二共識”視為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支點。內涵像夜霧中的鬼影般朦朧不清的“九二共識”,只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一段曖昧的政治戀情,從沒有得到台灣社會的承認。此次台灣社會用選票表述的對國民黨的厭棄,毫無疑問地意味著對國共兩黨的“九二共識”之戀的唾棄——國民黨選舉慘敗,就是中共二十年統戰台灣陰謀戰略和策略的總體失敗。
中共之敗早有先兆。
二〇一四年三月,“太陽花”學運迎浩盪春風,璀燦綻放,以佔領立法院的准茉莉花革命的形式,成功阻止“服貿協議”的簽訂,使中共對台灣主權的“經濟絞殺”戰略圖謀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敗。同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也在此次學運中成為台灣的立法議題。從此之後,國共兩黨權貴再想通過政治黑幕後的私相授受決定台灣的命運,已可説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二〇一四年六月,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臨台之初,神色倨傲,高蹈斜視,如權傾當朝的閹竪視察偏僻之地,本試圖大展中共強權之恩威,以威脅復之以利誘台灣社會。殊未料,民間對中共欲吞併台灣的司馬昭之心的抗議,如影隨形,不絕於途。張志軍遂不得不取消諸多訪問行程,最終離台時狼狽萬分,急急如漏網之魚,惶惶似喪家之犬,大有屁滾尿流之勢。以致於中共黨酋習近平待張志軍返京之後,怒斥其“臨危勢怯懦如鼠,舉措失當,喪節辱黨。”
這次“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潰敗之後的政治廢墟間呈現出的,正是中共強權二十餘年謀台戰略之敗。其敗大略有下述各項。
其敗之一,中共強權熟諳專制社會的政治邏輯,卻不識主權在民的民主社會中人民意志的巨大能量。
二十餘年來,中共強權對投懷送抱的國民黨權貴柔情蜜意,呵護有加,結成生死之戀;對於媚眼如絲、隔海峽飛吻亂拋的民進黨鼠輩政客如謝長廷、郭正亮、洪其昌之流,中共強權也昭示願納其為政治小三之情,欲同其共赴巫山雲雨之意。
與之同時,中共強權用骯髒的金錢收買在台灣能買到的所有卑賤的靈魂——從蔡旺旺、魏氏兄弟、郭台銘等紅頂黑心的奸商惡賈,到鼓譟如怒蛙、淺薄如劣質手紙的電視名嘴,再到良知腐爛於物慾、節操棄之於秋風的學者,中共全都攬入懷中。
在中共強權看來,只要買下“台灣社會的頂層設計”,即代表政治能量的政客群體、代表經濟能量的大財團、代表輿論能量的名嘴和學者,就意味著買下了主宰台灣命運的能量。視民眾如蟲蟻草芥乃是專制者的邏輯,儘管極權專制總是以對民眾的思想欺騙和政治奴役作為自己存在的基礎。
經過半個世紀艱苦卓絕的奮鬥,台灣人民贏得了民主。不斷有人出於種種原因指斥台灣民主制度的缺陷,他們的指斥或許都說出了部分事實,但是,塵世間本來就沒有完美,無論台灣民主存在多少有待修正的地方,一個基本事實在於,台灣人民已經獲得了主權者的權威。從此次“九合一”選舉的結果中,歷史聽到了主權者的意志如此宣示:中共強權即便能完全收買台灣的“上層一萬家”,也買不到台灣的民心民意;台灣可以出賣一切,卻絕不會出賣國家主權。
其敗之二,中共強權不懂得自由社會維護精神自由的巨大能量。
二十餘年來,中共強權一直把控制媒體作為其文化統戰台灣的基本戰略目標之一,並試圖通過控制媒體,使中共的思想鐵幕延伸到台灣,摧毀台灣的國家意識和自由的理念。時至今日,中共已經基本控制了台灣的電視和絕大部分平面媒體,但是,中共從思想上控制台灣社會的文化統戰的戰略目標卻遠未實現。
台灣的國家理想不僅沒有被窒息,反而通過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網絡自由成為社會的共識,成為新一代台灣青年情感的圖騰。民調反映出絕大多數接受調查者確認自己是台灣人時,也在表述自由台灣的國家理想主義的勝利。精神自由的台灣社會已經形成一個基本的生活信念:必須堅守國家主權獨立,因為,獨立的國家主權是自由生活方式的守護神,是台灣作為自由人存在的政治基石。
今日的國民黨權貴家族乃是中共摧毀台灣獨立的政治走狗——連戰早就代表國民黨權貴作出“聯共制獨”的宣示。“九合一”選舉人民用選票對國民黨權貴的嚴厲懲罰,正是自由台灣對中共試圖用思想鐵幕摧毀台灣國家理想的文化統戰陰謀的強有力回擊。正所謂打在政治走狗身上,疼在中共強權心裡。
其敗之三,中共強權“先經濟統一,再政治統一”的謀台基本戰略的鎩羽而歸。
用套在台灣命運之頸上的經濟鐵鏈,絞殺台灣的政治自由——就在中共強權和國民黨權貴以為上述謀台基本戰略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之際,“太陽花”學運顯上天護佑自由台灣之意,首次給“經濟統一”的進程以重挫。“太陽花”學運崛起於二〇一四年春,而她的社會政治效應卻在深秋結出碩果——“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天傾地崩之敗,就是“太陽花”學運金燦燦的政治果實。
中共強權信奉俗不可耐的西方唯物主義,並把經濟能量視為主導歷史命運的決定性力量。中共悉心培育的紅頂商人郭台銘,在“九合一”選舉過程中,奮蹄揚鬃,四處奔走,口沫紛飛,狂秀“經濟支票”的誘惑力,企圖為國民黨權貴收買人心,拉攏選票。選舉的結果卻證明,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主導命運的不是經濟因素的考慮,而是自由人的意志;決定台灣前途的不是子虛烏有的“經濟選民”,而是從“太陽花”學運精神中湧現的台灣國家理想和對自由的熱戀。
中共這一次在台灣民主選舉面前遭遇的滑鐵盧,並不只是個別性或者偶然性的失利,而是中共強權謀台戰略及其十餘年實踐的總體性失敗。此時此刻,馬英九執政團隊以及國民黨權貴,民心喪盡,命懸一線,前途未卜,黨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中共強權驟臨大敗,習近平狂怒神亂,國台辦進退失據,無所措手足,“九二共識”、“一國兩制”等中共確認的兩岸關係的政治支點盡皆搖搖欲墜。
不過,中共強權和國民黨權貴之敗,固然意味著重大的歷史機遇,卻又並不直接等於自由台灣的凱旋。如果任由此次中共強權和國民黨權貴之敗,轉化為某些政客群體或者黨派攫取私利的時機,蒼天都會掩面痛哭。唯有乘歷史機遇的海雨天風,開始創建《台灣共和國》的進程,自由台灣才能一勞永逸地剝奪國民黨權貴一類國賊投共賣台的政治條件,才能一舉扭轉在中共強權的主權逼迫前的被動局面。
歷史的機遇猶如大漠中的清泉一樣珍貴。以創建《台灣共和國》的名義,使這次歷史的重大機遇,升華為自由台灣國家理想的勝利——這是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應當嚴肅思考的課題。在此,我再次強調,創建《台灣共和國》意味著國家正名革命,即台灣的茉莉花革命;革命不是任何人有能力發動的,而只能是強權逼迫的結果——我預言,中共強權對台灣主權的終極逼迫就將在二〇一六年出現;我祈願,逼迫到來時,有英雄之血為《台灣共和國》洗禮。
(摘自《決戰二〇一六》 袁紅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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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巴菲特人才观:企业管理者的赚钱能力!
众所周知,巴菲特考虑收购一家公司的时候,他会严肃地考察公司管理者的品质。伯克希尔所购买的公司,都是由诚实和有能力的人进行管理的,经理职务则由巴菲特欣赏和信任的人担任。巴菲特苦苦寻求的公司管理者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管理者是理性的;
第二,管理者应当对股东坦诚;
第三,管理者应当能够拒绝潜规则。
巴菲特给一个经理的最高口头评价是这位经理能像公司其他人一样行事和思考。意思是这位经理不但能一直紧盯公司的基本目标,即提高股东的资本报酬,还能理智地推进这一目标。巴菲特很欣赏这样的经理,他们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向股东彻底地、坦诚地汇报公司情况,并有勇气拒绝盲目地效仿同行。
一、五种不称职的领导
在担任领导之前,领导者首先应该问自己两个基本的问题:“激励我当领导的动力是什么?”和“我担任领导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权力、名望和金钱”,那么领导者最终很可能会因此而掉入“不称职”的陷阱。
五种不称职的领导包括:第一种是那些缺乏自我意识和自尊的冒充者;第二种是那些偏离自己原有价值观的狡辩者;第三种是那些总是渴求赞美的名利狂;第四种是没能成功地建立自己的个人支持网络的孤独者;第五种是那些无法建立完整生活的流星人。
1、冒充者
冒充者们往往都是通过玩弄各种手段在自己的组织中平步青云的。他们深谙升官发财的秘诀,而且不允许任何人阻挡自己前进的道路。他们大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忠实信徒,总是不遗余力地挖空心思往上爬。他们是最高明的政治动物,可以轻松地挖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然后逐个将其铲除。他们不喜欢自我反省,也很少会让自己变得更有自知之明。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考验一个人,那就给他绝对的权力。”在得到权力之后,这些冒充者们往往会感到缺乏足够的自信,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权力,因此会开始怀疑下属们在时刻瞄准自己的位置。可见,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内部争斗。
由于内心总是充满疑虑,因而他们无法果断地做出决定。这种优柔寡断又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和竞争力,抵触来自公司内部的批评,堵塞言路。这样一来,能干的下属们开始与上司言和,开始闭上嘴巴,而那些继续留在组织中的人便会有一种毫无自主权的感觉。
2、狡辩者
在组织之外的人看来,能自圆其说的人似乎总能脱身事外。当形势的发展对自己不利时,他们就会归咎于外部原因或自己的下属,或者是找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这种人很少会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
随着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他们就会把压力转移到下属身上。当这种做法仍然达不到效果的时候,他们便会削减投入到技术研究、企业发展计划或组织建设等方面的资金,以便在短期内达到预定的业绩标准。最终,他们所在的组织就会不得不为这些短视的做法付出代价。他们就会开始篡改财务数据,比如在季度销售额当中虚报未来的收入,或者用库存来填充客户的仓库。并振振有词地表示自己很快就能将其变为现实。近年来,狡辩者的这些做法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许多执行官们为了迎合投资者们的期待而不惜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正如沃伦?本尼斯所说的那样:“否认和预测是妨碍我们认清现实的大敌。”
3、名利狂
名利狂总是会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他们把自己的目标定义为金钱、声誉、荣耀和权力。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名字能否出现在“最有权势的商业领袖”名单当中比组织的长远价值还要重要。他们对名誉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可由于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比他们更有钱、更出名、更有权势,所以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们总是无法感到满足。在内心深处,这些人总是感觉非常空虚。
4、孤独者
孤独者会拒绝与其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或者拒绝建立任何支持网络。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而且必须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与那些比较内向的人不同的是,孤独者经常会犯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当没有达成理想的结果、人们开始对他们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时,他们就会严阵以待,想尽办法击退质疑者。他们只是在生硬地追求自己的个人目标,根本意识不到有时恰恰是自己的行为妨碍了自己的发展。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组织开始陷入崩溃。
5、流星人
流星人的生活完全是以工作为核心的。在旁观者看来,流星人就像是一部永动机,他们总是在转动,总是在不停地向前赶。他们很少会留出时间给自己的家人、朋友、社区,甚至是自己,为了工作宁可牺牲宝贵的睡眠和运动时间。随着流星人的步伐越跑越快,其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流星人的事业发展极其迅速,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习。工作一两年后,当手头的工作还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他们便会开始追逐下一个目标。而当看到自己引起的失误开始浮出水面时,他们的焦虑会逐渐增加,于是便迫切地希望转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如果上司没有提拔他们,他们就会转而投向另外一家组织。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片问题的汪洋之中。而一旦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比如:摩根士丹利的前任CEO菲利普?裴熙亮在担任首席执行官时,首要任务是将投资银行与证券经纪业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金融服务巨型航母。但是,他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却没有与真正为公司创造财富的人——资金经理和交易商们沟通,也没有和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客户打交道。相反,他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操纵董事会。
裴熙亮开除了很多敢于向他的领导权威发出挑战而且十分有能力的执行官。有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在摩根士丹利,员工提升的标准已经从个人业绩转变为对裴熙亮的忠诚。就这样,大量的人才开始离开摩根士丹利。到了2005年,情况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摩根士丹利的执行官们联手组成了一个著名的“八人帮”说服董事会驱赶裴熙亮。随着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以及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董事会最终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拯救裴熙亮”和“拯救公司”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后者,裴熙亮被迫辞职。下面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领导者会在领导过程中迷失方向。
前面描述的五种类型的领导者——冒充者、狡辩者、名利狂、孤独者和流星人,都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这种心态比较适合那些单枪匹马作战的音乐家、演员和运动员们。但对于一名领导者来说,这样的心态显然不行,因为通常情况下,想当英雄的人往往不懂得如何向自己的队友和下属授权。
在领导团队作业时,领导者的角色并不是吸引其他人追随自己,而是要懂得如何授权其他人来进行领导。如果领导者只是一味地表现自己,他们就无法激励自己的团队做出最佳表现。最终,他们的以自我为中心会让其他人无法肩负起必要的领导责任。毕竟,如果整个团队都是在为了领导者的面子而工作的话,他们 为什么还要那么努力呢?许多领导者都会问,一个人在迷失之后是否还能返回原来的轨道。答案是:一名领导者暂时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只要他们能够意识到领导的真正目的是授权给别人,而不是只顾自己,他们就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轨道。授权是一个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过程。
宁高宁曾问杰克?韦尔奇:“你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如果有人想重复你的成功,如何做到?”韦尔奇说:“一个首席执行官的任务就是一只手抓一把种子,另一只手拿一杯化肥,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你周围的人不断地成长、发展、不断地创新,而不是控制你身边的人。你要选择那些精力旺盛、能够用激情感染别人并且具有决断和执行力的人才。把公司的创始人当成一个皇帝,从长远来说,这个公司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它没有可持续性。”所以,当你成为领导之后,成功的内涵是提升别人。让你的下属更机敏、更成熟和更大胆,还要帮助每个成员增加自信,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个领导者的最大品质就是有愿望和有能力释放别人的潜力。领导能力最终讲的是,帮助其他人实现他们认为实现不了的东西,就是为了帮助别人看到不同的可能性,看到自身的潜力。美国奥格威?马瑟公司总裁奥格威指出:每个人都雇用比我们自己更强的人,我们就能成为巨人公司;如果你所用的人都比你差,那么他们就只能做出比你更差的事情。
一个好的公司固然是因为它有好的产品,好的硬件设施以及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但是,“只有敢用一流的人才,才能造就一流的公司”。其实,敢用比自己强的人不仅是肚量问题,也是信心与能力的问题。楚汉相争中,不会打仗的刘邦能得天下,是因为他有张良的谋略,萧何的内助,韩信的善战;卖草鞋的刘备能在三国鼎立中独占一席,是因为他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相助。对一个企业领导者来说,即使不是一流人才,只要能知人善任,企业就不愁发展壮大。
二、从资金分配看经理人
在巴菲特看来,最重要的管理行为是公司资金的分配。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资金的分配决定着股东的价值。如何分配公司的利润才是合理的?是进行再投资,还是向股东分配红利?利润分配的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合理性是巴菲特管理伯克希尔的有力武器,合理地分配利润把他和别人的公司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其他公司根本不具备这种合理性。
巴菲特认为,如何分配公司的利润,除了取决于公司的管理理念之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公司所处生命周期。随着公司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公司的增长率、销售、收入以及现金流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公司在发展时期,由于研法和生产新产品以及开发市场,会投入大量资金;
处于赢利时期的公司成长非常迅速,这个时候,公司必须保留所有收入,并通过借贷资金或是发行证券来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发展到成熟时期,会出现增长速度放慢的现象,公司经营得到的现金收入高于其发展阶段所需资金和运行成本;
公司的销售收入会减少,但公司的现金仍然过剩。
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就产生了如何分配这些利润的问题。如果把这些过剩的现金全部用于再投资,就能够产生高于一般水平的证券回报,即高于资金成本的回报。那么,公司就应当保留所有的利润进行再投资。这是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然而,大多数企业往往是把低于平均水平的资金成本再投入到公司中,保留公司的收入,虽然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但却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生一般水平或低于一般水平的投资回报的情况下,仍能获得多余的现金收入的话,这家公司可以有三个选择:
第一,公司可以忽视所存在的问题,继续以低于一般水平的回报比率再投资;
第二,公司可以收购其他公司,以求增长;
第三,公司可以把利润返还给股东。
巴菲特就是在这几种条件下密切关注公司领导者的行动。观察他们会不会采取理性的行动。那些不顾投资回报低于一般水平而坚持再投资的倡导者相信,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他们相信凭借强大的管理能力,能够改善公司的获利状况,股东们也会被领导者的这种预言所迷惑。而公司如果继续忽略这种情况,其现金就会逐渐成为一种无用的资源,股价会迅速下跌。而这些投资回报低、持有大量现金并且股价又低的公司,往往会引来许多金融大鳄收购公司,这也正是公司当前领导者失掉管理权的前兆。
为了保护自己,公司领导者一般会选择第二种方式: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来追求自身的增长。适时地宣布公司的收购计划,通常会起到刺激股东和驱走恶意收购者的作用。但巴菲特对这种“买”增长的做法,持的是怀疑态度。原因是这种收购通常是在极不理性的状态下进行的,即动用了“过高的价格”达成了交易。而领导者在管理自己公司的同时,还需要整合并管理新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策,这种昂贵的错误代价,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股东来说,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对此,巴菲特的建议是:如果一家公司的现金逐渐增多,而投资又无法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回报,公司领导者唯一合理并且负责的做法就是:把这些钱返还给股东。具体方案可以是提高股息、多分红和公司股票回购几种方式。在一般人看来,只要股东们能从股息和红利中得到现金,就有机会寻找回报更高的投资机会。这应该是一笔非常不错的交易,因为许多人认为股息提高标志着公司的运营情况良好。但巴菲特却不这么认为,他的理由是,衡量一种利润分配是否合理的最可靠标准是要看这种分配方式是否真的能给股东带来收益,而不是表面上看去的结果。
然而几十年来,伯克希尔公司并没有分配股息,股东们对此也无异议。巴菲特曾经就此询问过股东们,分配股息红利有三种方式供他们选择。
第一,把公司所有收入再投资到公司中,不做现金分配;
第二,分配适度的股息;
第三,按照美国行业典型的比率分配股息。
结果88%的股东愿意选择继续采用目前的运行方式,他们同意巴菲特把全部收益实施再投资。因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对巴菲特的赚钱能力是非常信任的。
三、是否回购公司的股票
如果说股息的价值有时会被误解,那么向股东回购股票的返还收入方式就更是如此了。
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对股东的好处在许多方面是间接的、无形的和非即时的。
巴菲特认为,公司回购股票的效果具有两面性。第一是股票以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被出售,那么这种回购就是一笔不错的交易;第二是公司股票的市价假定是每股50美元,而其内在价值为100美元,那么公司每购买一股都是以1美元的支出获得2美元的内在价值。这种交易对股东来说非常有利。
如果公司领导者在股市上大量回购股票,更进一步表明他们的最大兴趣是成为公司股东,而不是漠不关心地扩大公司结构。这种姿态会向市场发送出良好的信号,并能够吸引其他一些正在寻求有良好管理、能提高股东福利的投资者加以关注。股东们通常会在这种回购股票行动中得到两次回报:一次是来自市场上的公开收购行为;第二次是由于投资者们对公司产生兴趣,从而对股价的上涨发挥了积极作用。
巴菲特高度评价这样的经理:他们能够充分、真实地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像公布其成绩一样诚实地承认错误,而且在各个方面对股东都很坦诚。他特别尊敬那些不以大众可接受的财务准则为借口搞会计花招,而是能够坦诚公布公司经营状况的经理们。
财务会计标准只要求披露企业某个阶段所确定的信息。有些经理利用这种最低披露要求,把公司所有的商务信息凑成一个阶段,使得投资者无法理解这些公司的利益情况。巴菲特对此很是嗤之以鼻,他坚持认为,真正优秀的公司在披露财务状况时多半披露的是数据,是那些能真正帮助投资者回答关键问题的数据,这些关键问题涉及以下三点:
(1)公司的大概价值是多少?
(2)公司偿还未来负债的可能性有多大?
(3)参考以前所做的交易,经理们的业绩如何?
在这方面,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是很好的榜样。它当然符合财务准则的披露要求,甚至披露得更多。巴菲特披露的内容包括伯克希尔所有下属公司的收入,以及所有对股东判断公司经济状况有帮助的信息。巴菲特欣赏那些能够以同样的坦诚对待股东的经理们。此外,他还欣赏有勇气公开讨论失败的人。巴菲特相信,能公开承认错误的人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
巴菲特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断定:大部分公司的年报都有虚假成分。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司运营的不断变化,每一家公司都会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十分不应该的是,大多数的经理在披露公司信息时总是形势一片大好的豪言壮语,而不是诚实地作出解释,这些经理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短期利益,不顾股东的长期利益,而这样的企业是很难晋身优秀公司之列的。
巴菲特认为,是查理-芒格帮助自己懂得了承认错误的价值,而不是仅仅专注于成功。巴菲特在1978年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年报中,坦白地披露了公司的经济和管理状况,包括好坏两方面。巴菲特承认,伯克希尔这些年在纺织和保险业都面临困难,他自己在管理这些公司时也犯过错误。在伯克希尔?哈撒韦1989年的年报中,他以承认自己一连串的错误开始,甚至将自己的报告命名为:“头25年犯的错误。”两年后,这个题目变成了“错误一览”。现在,巴菲特不只是停留在承认错误的层面上,他还进一步承认自己没有把握住许多为股东们创造利润的机会。
有人说,巴菲特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别人更容易,因为他持有大量伯克希尔普通股股票,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公司解雇。这一点很正确。但是,这丝毫不能减损巴菲特的价值,他相信坦诚不仅对股东有利,对经理们也一样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公开误导他人的经理,最终会耽误自己。”
有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分配资金会如此简单和符合逻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资金被错误地分配了呢?巴菲特给出的答案是:在于一种不可预见的力量,他称之为“行业惯性”,即公司管理者倾向于效仿其他经理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多么愚蠢或不理性。
四、具有毁灭性的行业惯性
巴菲特认为,这是他的股市生涯中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了解到这样一种现象:经验丰富的公司领导者都诚实而聪明,能自行作出符合逻辑的商业决策。但是,自从他进入商界以后,看到的情况却相反,“当行业惯性起作用的时候,理性通常会萎缩。”
巴菲特还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行业惯性有几个普遍性的表现。
公司拒绝改变现在的发展方向;
公司领导者认为只要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公司的项目或收购行为就可以有资金效益;
公司经理的任何想法不论多么愚蠢,下属都会提出详细的收益率和战略研究加以支持;
无意识地效仿同行业中其他公司的行动,不论是扩展、收购、实行经理人补偿还是什么别的行动。
巴菲特早就知道这个教训。在很早以前,伯克希尔所属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总裁杰克?金沃尔特,帮助巴菲特发现了这种行为的破坏性力量。他们敏感地发现:当大多数保险公司以回报不充分,或是更糟糕地以损失公司利益为条件大量签发保单时,金沃尔特拒绝再签发任何新保单,并离开了这一市场。巴菲特认识到金沃尔特这一决策是十分明智的,他非常赞成这一做法。伯克希尔所属的保险公司今天依然遵从这个原则。
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么多公司采纳行业惯性呢?巴菲特理解为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多数经理不希望被别人看成是愚蠢的,或是让自己的公司处于季度性损失,而其他公司每季度仍然能获利,即使他们明白那些公司正在走向毁灭。改变方向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但效仿其他公司相比改变公司的方向,更容易走上通往失败的道路。
巴菲特知道,是否采纳行业惯性通常与公司的股东无关,而与公司经理们是否愿意接受公司的根本转变有关。那么,公司经理们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行业惯性呢?以下是对领导者的这种行为最有影响力的四个因素。
大多数经理经常会把自己公司的销售、收入以及管理层补偿等状况和行业内外的其他公司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必将导致公司的过度活跃。
大多数经理无法控制自己有所作为的欲望。这种过度活跃的心理经常会借助公司并购得到宣泄。
大多数经理都高估了自己的管理能力。
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是分配技巧糟糕。
判断行业惯性的最终标准是一个公司是否盲目、愚蠢地模仿。
比如下面这种情形——如果A、B、C三家公司都在做同样的事,D公司的经理就会推断说,那么我们的公司也这样做,就一定不会错。
巴菲特相信,导致公司经营失败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管理者的贪财或愚蠢,而是同行业的动态规则使得公司难以不去进行那些既定的但却是错误的行为。巴菲特在对奥马哈商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讲时,列出了37家失败的投资银行。他解释说,虽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翻了15倍,但这些投资银行都失败了。这些智商过人的银行总裁都是勤奋工作的人,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功渴望。巴菲特说:“你们想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局呢?我来告诉你们,那就是愚蠢地模仿同行的行为。”
巴菲特非常幸运,与他一起工作的是美国公司中最出色的经理,包括资金超市的汤姆?莫菲、可口可乐公司的罗伯托-古尔祖塔和多纳德?凯奥夫。但是巴菲特知道,即使是最聪明、能力最强的经理也无法挽救处于困境中的企业。巴菲特说:“如果你让汤姆?墨菲这些人到一家糟糕的杀虫剂制造公司工作,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这家公司仍然会破产。”
巴菲特承认,用理性、坦诚和独立思考这些标准来评判经理,比起用财务表现标准来评价困难得多,理由很简单:人比数字复杂。在巴菲特看来,花费时间去评价管理的目的在于,它能为最终的财务状况发出警告。如果你密切关注管理队伍的言行,在公司的财务报告和每日报纸的股票版刊登公司价值之前,就会发现一些线索,帮助你衡量领导者工作的价值。